2月17日凌晨，银川的祝先生在新华街打车后，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出租车后座。随后祝先生联系到司机白某，对方却先是索要600元，随后发现手机中存有图纸，改口索酬10000元。
发生在祝先生身上的并非个例，近年来，丢东西之后失主与捡拾者的冲突屡屡见诸报端，如外地“大妈索酬2000元不成，怒摔捡来手机”，到“索酬不成，摔死捡来小狗”等……如今，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了银川。
平心而论，在多元化社会的今天，指望人人都能“拾金不昧”，显然并不现实。虽然仍有争议，但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理解、认可“有偿归还”。其实，只要“有偿”的幅度在合理范围之内，这样的做法，反而能够节约更多的社会成本，鼓励更多的人将物品归还失主。我国《物权法》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讲，“有偿归还”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但权利总有限度，法律也在费用前，加上了“必要”二字，如果突破必要的限度，漫天要价，不只是涉嫌非法占有，更有敲诈勒索之嫌了。银川的这位司机白某，一部破屏的旧手机，张口要价1万元，看中的就是失主对手机内信息的重视，显然思虑周全，远远超出了“必要”的限度，甚至可以说，比外地某些“漫天喊价”的案例更加肆无忌惮。
目前,律师已经建议祝先生起诉白某。除了希望祝先生能讨回公道外，更需要探讨的是，应该给这个法律中“必要”费用中的“必要”定一个限度。以免在更多的“有偿归还”时容易产生分歧。比如广州就曾经颁布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中有“对拾金不昧可自愿按遗失物价值10%的金额奖励拾金不昧者”，银川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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