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 自治区文旅厅供图
水洞沟遗址。 自治区文旅厅供图
1923年夏天，法国学者桑志华、德日进在银川市灵武市水洞沟发现了史前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和动物化石。这一事件也拉开了宁夏现代考古的序幕。
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今年恰逢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7月19日，宁夏举办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新闻发布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介绍了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年来的考古发掘历程、考古研究成果及重要意义。
7月19日，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新闻发布会在银川举办，著名考古学家高星指出，水洞沟遗址发现和发掘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篇，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水洞沟遗址也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水洞沟遗址位于银川市东29公里的灵武市临河镇，黄河支流边沟河两岸，于1923年被发现并首次发掘，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1923年，法国学者德日进和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5个地点，并对第1地点和第5地点进行初步发掘，这也是水洞沟遗址的首次发掘，共进行了12天，发掘的石器总量超过300公斤，还发现了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包括鬣狗、羚羊、牛、犀牛和马等。
1960年，中国和前苏联古生物考察队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发掘水洞沟。1963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带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又一次发掘。此次发掘首次发现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包含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组不同的地层。
1980年，为进一步探索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文化内涵，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考察队对第1地点进行了联合发掘，此次发掘历经38天，发现了6700余件石制品和古生物化石标本。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共计发现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布于边沟河两岸的水洞沟遗址群。在跨越距今4万年至1万年的漫长时间里，水洞沟的古人类留下了大量不同时代、不同技术风格的石制品，其中以采用勒瓦娄哇技术生产的石叶，以及带有人工刻划痕迹的石制品最为重要。同时还发现了用火遗存、装饰品、骨器、动物骨骼化石以及火塘等数以万计的遗物、遗迹，建立了该地距今4万至1万年左右的文化发展序列。水洞沟遗址因其特殊的石器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方文化与人群交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要的作用。2021年，水洞沟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又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随着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考古队的六次大规模发掘与研究，水洞沟人类文化及与其相关、相近的科研课题已逐步深入。遗址的发现表明，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群有很强的适应生存能力和特定的行为方式，为我国古人类本土连续演化、交流与融合外来人群提供了生动的案例，是探索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远古根系的线索之一。同时出土的石叶和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组合，揭示出东、西方人群迁徙的证据，对现代人起源和扩散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高星指出，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的百年历程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之路。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数字化发掘流程，被其他地区多个发掘项目采用、借鉴，也为中国旧石器考古人才队伍培养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批又一批年轻学者从水洞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一度也被中国黄土研究之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称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艺复兴”。 记者 张雪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