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掘现场。  发掘现场。 出土石器。 1号地点发掘现场。 “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是我们本土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混血，甚或是由外来人群迁徙而来共同演化成我们今天的人类?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7月19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表示，这些可以称得上“未解之谜”的重大问题，都有待未来发掘、研究，从而阐释这些问题。
“水洞沟是一个遗址群，目前，我们发掘的面积非常有限，地点也非常有限，都是在一些沟隘的边边角角做一种抢救性发掘。因为这些位置假如不发掘，它也会坍塌破坏。”高星介绍，之所以不大面积挖掘，一方面是要把更多的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代学者，留给子孙后代来进行发掘研究。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科技手段和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当前力量有限，虽然每次相对来说队伍比较大，但因为这种精细的发掘，进展会非常缓慢，假如发掘面积很大，根本做不过来。留下大量空间，也是为未来的发掘研究奠定基础。同时，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人类在水洞沟生存演化的许多细节没有被捕捉到，在不同部位、不同地层里可能还会保留一些不同时段人类活动的细节。
“当时的人因为不定居，所以他们的遗物遗迹会以分散的方式来分布，那么我们发掘的面积越大，可能得到的材料和信息越多，会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高星表示，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迄今为止在水洞沟还没有发现人类化石。
高星介绍，虽然在发掘第一地点、修路的过程中发现过一块人的头骨片，但不是正式发掘出来的。由于时代不是很清楚，再加上这块头骨片比较小，不能对它的形态，包括遗传信息很好地提取和分析，所以未来假如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地层里找到人类化石，对他们的形态进行研究，对遗传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那么就可以明确知道，“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
据了解，21世纪以来水洞沟的考古发掘一直由高星主持。水洞沟是他回国后选择的第一个主动发掘的遗址，也是他培养学生最主要的野外课堂。2002年4月与2003年4月，高星带领团队先后两次在灵武边沟河流域及彭阳地区开展考古调查，新发现20处旧石器时代地点;此后，高星多次带领团队走进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并且在多个学术研讨会上，对水洞沟遗址的发掘收获与研究进展作详细介绍，组织“旧石器时代遗址保护、研究与利用专题研讨”等。2008年4月9日，“水洞沟遗址研究院”成立，高星被任命为院长。同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宁夏工作站”在水洞沟挂牌。
“学无止境，研无止境，我们肯定会继续发掘研究。”高星表示。
■延伸阅读
中外专家共同“发掘” 水洞沟遗址
“水洞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离不开中外学者的合作与交流。”7月19日，高星介绍，水洞沟遗址从发现之初就受到国际上的关注，一方面，因为它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推翻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另一方面，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对探讨东西方文化和人群的交流，探索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模式等重大国际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其构建起了水洞沟遗址距今4万—1万年左右的文化发展序列，为中国现代人起源“本土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在“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学术课题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上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1960年，新中国成立后对水洞沟遗址开展的第一次发掘，就是由中国和前苏联专家合作进行的。进入21世纪以后，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由中国科研机构主持，期间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来到水洞沟遗址，一起参与田野发掘和学术研讨，他们也为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必要帮助。2013年举办的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及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13个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探讨了东亚和欧亚大陆地区旧石器晚期人类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发表的关于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 记者 张雪梅 图片由自治区文旅厅供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