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光亮处走来：延安革命影像文献展”展厅里，射灯打在墙上一幅幅老照片上，让这些黑白照片看上去特别亮。党的一段极为重要的发展历程，在这光亮中，向我们走来。
讲述一段伟大历史
整个展览分为“上、下编”两大部分。上编为“延安：革命视觉现代性的生成”，下编为“国际共产主义圣地”，上编由国共合作、论持久战、前线、宝塔山下、中共七大这五部分组成。
走进展厅，首先看到的是“国共合作”篇章，正前方是一张醒目的照片。“1936年12月，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这张照片是周恩来回到延安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童小鹏拍下了这张照片。”高初说，这张照片讲述着共产党的民族大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全民抗战的基础。
黑白照片带着观展者，走进“论持久战”篇章。一张毛泽东意气风发演讲的照片，似乎让人们走进那个群情激昂的岁月。为了挽救水深火热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开始了抗战之路，他们为了梦想中那个伟大、自由、没有剥削压迫的新中国，用热血染红了一段光辉历史。
“中共七大篇章”中，第一张照片就是中共七大会议的照片，毛泽东就是在这场会议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说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今天我们依然能从照片中感受到庄严的会场，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团结一致，在艰辛的革命历程中，走向光明。
高初说，这一张张黑白照片来之不易，在过去的岁月，给人民带去了光明和希望，现在来看，依然充满力量。
﹃延安!延安!﹄
1938年春，周恩来邀请进步电影工作者袁牧之和吴印咸到延安。当年，拍摄了《四万万人民》的荷兰导演伊文思因为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无法到延安开展拍摄工作，他只好和吴印咸约定在夜晚见面，将拍摄器材交给他。在汉口的一个桥洞下，伊文思无法看清吴印咸的脸，只是将电影摄影机和其他设备递了过来，重重地握了手，并用生涩的中文说：“延安!延安!”一段光辉的岁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记录下来。
“当年的延安，工作条件极端艰苦。”筹备展览之前，高初做了大量的采访和调查，他说，那个时候延安没有电，靠自然光曝光后再冲洗照片，曝光时，摄影师会待在一个黑屋子里，协助摄影师的战士要趴上房顶，揭开一个瓦片，自然光通过瓦片照进来，对照片进行曝光，这种方式曝光一张照片大概得一个小时左右。曝光时如果有云彩飘过来遮住了光，战士就在屋顶喊话，曝光时间就要延长。吴印咸还讲过另一个故事：拍摄之后，找一条小溪，找老乡借两个碗，一个碗里是显影液，一个碗里是定影液，借着不太亮又不太暗的月光冲洗胶片。天不亮，部队开始行进，这些未干的胶卷就被挑在竹竿上。
摄影的力量
“即使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摄影还是在延安发展起来了，并且在党的宣传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高初说，在当年不太识字的年轻战士和村民中，图像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在他们心中掀起波澜，向他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不屈斗志和民族大义。
“他们会在村口或者在延安的文化俱乐部办图片展览。如果是在前线的村子，就砍树杈树枝搭个棚子，再从老乡家借来草席挂上，然后就将作品粘在席子上，一个展览就办起来了。”高初说，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来这里看，下至七八岁的娃娃，上至八九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将展览当作最盛大的事。
高初说，最初战争胜利收缴战利品后，还会搞实物展，给大家分享胜利的喜悦。后来就把战利品拍成照片挂在草席子，比实物还要吸引人。在当年那种情况下，摄影在大部分人都不识字的中国太有力量了。
高初说，据吴印咸回忆，在抗战初期来到延安的摄影家不到10个人，但是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这个数字是“1000人”——他们通过摄影培训班的方式，培养了1000个人，成为新中国摄影事业的重要力量。他们用一张张照片，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传递给全世界。
在展览下编——“国际共产主义圣地”中，记录着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说过的一句话：“我要将所有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吴印咸在当年来到延安后，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见到了一个新世界。”如今，他们当初在延安看到的那个新世界，那束光，已经普照在中华大地上，熠熠夺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