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宁夏引黄古灌区成功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标志着宁夏世界遗产“零”的突破，“塞上江南”有了文化之魂，将极大提升全区人民的文化自信与自豪感
长渠流润 — 品读大河惠宁的历史长卷
文 / 宁夏水利厅申遗办
宁夏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带，多种民族文化的融汇区，在交通、军事、地缘政治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古代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明珠。自古以来，依黄河而生存，唯黄河而发展，靠黄河而兴旺，在黄河母亲的无私哺育下，水文化魅力独具、底蕴深厚，自秦汉时期，就已有屯垦开渠、 引河溉田的记载，宁夏引黄灌区的建设发展历经沧桑变化从未中断，是中国四大古老灌区之一。
一、灌溉条件得天独厚
黄河出甘肃、宁夏交界处的黑山峡进入宁夏，至宁夏、内蒙交界的头道坎出宁夏，流经宁夏 397 公里，这里山舒水缓，沃野千里，河面稍低于地面，无决口泛滥之患，引黄灌溉条件优越，在黄河上直接开渠即可引水灌溉。通观黄河流域，千百年来它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又多次给沿河人民(主要是下游)造成过深重的灾难。
但是在宁夏平原上，除了朝代的更迭和战乱的破坏，黄河不曾有过重大灾害，因而早在明代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评说。宁夏引黄古灌区位于黄河上游前套，属干旱半干旱气候，灌区南北长 320 公里，东西最宽 40 公里，海拔高程在 1090 至1230 米之间。多年平均降水量约192mm，蒸发量则高达 2000mm 以上，光热资源丰富，土壤肥沃，为引黄灌溉、发展农业创造了条件。
灌区以青铜峡为界，以上为卫宁平原，以下为银川平原，在黄河母亲的无私哺育下，既享河水之利，又得泥沙之益，且溉且饶、年种年收，沟渠阡陌、旱涝无虞，为宁夏平原“谷稼殷积、物阜民丰”奠定了基础，逐成为祖国西北的塞上绿洲、国家粮仓，使“塞上江南”的美誉传享千载。唐肃宗李亨发出“灵武，我之关中”之赞叹。《明太宗实录》中也有“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的记载。清代康熙在亲征葛尔丹途经宁夏时，更是感慨道：“汤汤南北劳疏筑，唯此分渠利赖多。”
如今，宁夏引黄灌区涉及范围12953 平方公里，继续养育着近 580万人口，占全区总人口的 90%。涉及银川、吴忠、石嘴山等 5 个地市18 个区县 130 多个乡镇的 1300 多个村庄，汉、回、满、蒙等 30 多个民族在此安居乐业。
二、灌区历史悠久厚重
宁夏引黄灌溉的历史可远溯到秦汉，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 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即今宁夏北部、内蒙古河套以南及陕北地区。
公元前 214 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其就设立了宁夏黄河以东的富平县和神泉、浑怀两个亭障。公元前211 年，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将部分移民安置在所辖四十四县之一的富平县(在今吴忠市金积镇附近)等地，并给这些有农耕经验的人口分配土地、提供耕牛、籽种和农具，实施军民屯垦，拉开了宁夏平原引黄灌溉的序幕，促进了当地农牧业发展。
西汉时期，铁制工具在边疆地区已广泛推广，加快了开渠进程。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李息等“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并募民徙者十万口至此屯垦、以省转输;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徙关中贫民七十余万，元 鼎 六 年( 公 元 前 111 年) 又 迁六十万人至宁夏平原及周边要塞从事垦种，“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说明今包头至兰州之间的黄河沿岸冲积平原都在开渠引黄河水灌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堵塞黄河瓠子决口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其中的西河，指的就是黄河宁夏段至内蒙古五原黄河段，这一时期，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得到大规模开发建设。
东汉时期，宁夏引黄灌区由于两汉交替等原因受到影响，但仍有发展，汉永建四年(129 年)，尚书仆射虞诩上书《请复三郡疏》曰：“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帝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书奏帝乃复即安定、北地、上郡三郡，并“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本县，缮城郭，置侯驿”。将“激河浚渠为屯田”作为恢复经济的重点进行督查。
所谓“激河浚渠”就是在河中抛石筑引水堤，开渠引水灌溉。宁夏平原时属北地郡，水利灌溉得以恢复，在水工技术上已能做“激河”工程。在规模的开渠屯田活动中，宁夏平原上运行的古渠雏型已基本形成。开凿了光禄渠、七级渠、汉渠、汉延渠等渠道，宁夏引黄灌区进一步发展扩大，逐成为黄河上游最大的灌区之一。两汉时期 , 银川平原的河东、河西灌区已见雏形，面积在 50 万亩左右。北部边疆出现了“谷稼殷实，牛羊衔尾，群羊塞道”的兴旺景象。
北魏初年，北方实现统一，把劝农务本、恢复和发展农业作为立国大计，令“各地修水田，通渠灌溉”。太平真君五年(444 年), 刁雍就任薄骨律镇(今宁夏吴忠市境内)镇将时，发现古高渠渠口由于河床下切，已不能进水，上表请开艾山渠，新修渠道“北行四十里，还入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复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
为了保证新修的渠道引水，刁雍在黄河西河上修筑了“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的拦河坝，确保艾山渠“水则充足，溉官私田四万余顷”，开创了宁夏平原有坝引水的先河，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由此，薄骨律镇“数年之中，军国用足”，宁夏地区一度成为西部粮仓。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刁雍奉命将宁夏囤积的粮食50 万斛(约 3 万吨)运往沃野镇(今内蒙古乌特拉旗境内)，以作军粮。
刁雍因地制宜，造船运粮，首创黄河上游水运先河。北魏时期的广大劳动人民在引黄灌溉实践中建立了“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十六字”灌溉制度，运用轮灌办法，既保证了农作物的灌溉需求，又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灌溉面积，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与现今旱作物小麦的灌溉模式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在灌溉用水实践中已摸索和总结了一套成功的灌溉管理方法。
南北朝时期，北方割据政权战乱不已，更迭频繁，宁夏河渠灌溉步履维艰。隋唐时期，政局稳定，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在灵州等地普遍使用，为宁夏水利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 水利建设由衰转盛，步入大发展阶段，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社会的繁荣。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全国已有灌区 250余处，其中灌溉面积千顷以上的灌区 33 处，宁夏引黄灌区就是其中之一。
唐太宗“灵州会盟”(646 年 ) 后，在灵州设廨舍 , 专管屯田相关事宜，突厥等少数民族内迁于灵州等地，出现民族融合、边防稳定的盛景。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 年)李听任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见“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于是“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至今赖之”。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 年)又诏开灵州特进渠，置营田 600 顷。据记载，唐代卫宁灌区引黄灌溉得到较大发展，成为新的灌溉开垦区，肃宗时(756-761 年)，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有丰宁军御史渠，溉田 2000 余顷。宁夏平原当时主要有薄骨律渠、特进渠、汉渠、光禄渠和七级渠5大引黄干渠，汉渠有胡渠、御史渠、百家渠、尚书渠等 8 条支渠，形成了干渠南北贯通、支渠纵横阡陌的自流灌溉系统，灌溉面积超过 100 万亩，造就了“兵食完富、水木万家”的“塞上江南”。当时，农业生产工具又有新的进步，出现了曲辕犁，还出现了水车和筒车等新的提灌工具。
五代十国及北宋之初，社会经济未因改朝换代而发生大的波动，长期以来运行的灌溉渠道仍继续发挥作用。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 年)李继迁攻占灵州后，党项等民族熟练掌握了农业生产基本要领，“河水灌田”。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筑坛受册，自称皇帝，号为“大夏”(史称西夏)，实行兴农重牧政策，下令修建了长达150公里的昊王渠。
从现在宁夏平原的渠道走向来看，昊王渠的渠线是最高的。从燕子墩乡沙树梁到西永固乡的任家沟遗址来看 , 渠口宽 35 米渠底深 26 米，部分渠线与西干渠渠线重合。据史料记载，西夏在宁夏平原上修建了许多灌溉工程，水利建设为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使西夏与宋、辽割据抗衡 189 年之久。
此外，西夏人用于修筑护岸或堵截决口的“卷埽”技术，技艺精湛，领先于其时代。西夏在水利管理上也十分严格，在中央设置农田司，专管农田灌溉事宜。颁布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部成文法典。涉及水利管理方面的法律条文有“春开渠事”、“园地苗圃灌溉法”、“冬草条椽供给”、“灌溉”和“地水杂罪”等 5 门 40 条之多，将水利建设纳入法治管理轨道，从开渠、放水、岁修、派式、用料到违章处罚等皆有法可依，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开创了依法管水用水的先河。当时宁夏平原上有汉延、唐徕等干渠 12 条，支渠 68 条，灌溉面积达160 万亩，“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成为西夏赖以为生、割据自存的“膏腴之地”。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 年)，忽必烈委派副河渠使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对宁夏引黄灌区前代旧渠进行全面考察，制定修复方案，并令中书左丞张文谦“行省西夏”，督责地方官员率民众限期“兴复滨河诸渠”。郭守敬在经过实地勘查后，发现宁夏平原“兵乱以来，废坏淤浅”，为此他提出“因旧谋新更立闸堰”的办法，在对旧渠进行全面疏浚的基础上开挖新渠，并建设滚水坝以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建渠首进水闸以保证渠道有充足水量，建退水闸以调节流量。
在水利建设中普遍采用了新的工程技术，修筑了渠、堰、陂、塘、水坝、水闸和斗门，共修复疏浚兴、灵、应理、鸣沙等四州主干渠 12 条、支渠 68 条，使 9 万余顷土地恢复了灌溉。这次所建筑的河渠闸坝，设计精细，质量坚固，直到明代中期还在继续使用。郭守敬从兴筑水渠到建筑水坝和水闸，是人类由储水到控水技术上的一次飞跃。《元史》中这样评价“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元代，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水利专管体系，在中央设都水监，地方设河渠司，专管河渠灌溉事务。至元元年(1308年)，“宁夏立河渠司，秩五品，官二员，参以二僧为之”，专门负责农田水利建设，水利管理制度日趋完善。
明代，宁夏是九大边防重镇之一。明史籍中记载“黄河在天下皆为害，独宁夏为利”。洪武、永乐年间，开始大规模屯田，修复元末战乱毁坏的灌溉渠道，加快了水利建设步伐。明洪武三年(1370 年)，河州卫指挥使兼领宁夏卫事的宁正，率军民“修筑汉唐旧渠，引河水溉田，开屯数万顷，兵食饶足”。
宁夏地方实行军卫制管理，凡驻军十分之七屯种，十分之三守城，“冬操夏种，屯卫兼顾”。永乐三年(1405年)宁夏军屯“积谷尤多”。明代在宁夏河套平原上还开了一些新渠，时任宁夏巡抚都御史王珣主持在青铜峡灌区开凿的靖虏渠和金积渠规模宏大，因“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财耗力困，竟不能成，仍为废渠”。
宣德五年(1430 年)，工部侍郎罗汝敬向中央建议专门设立了宁夏“河渠提举司”，隶属陕西布政司，专掌水利，兼收屯粮。在渠道维修方面，“每岁修三月，发军丁修治”闸坝，疏浚渠道，加固渠堤，所用物料大多取之于民，官督民修已成定制，灌溉于“四月初，开水北流。自上而下，官为封禁”，渠道维修和灌溉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宁夏卫成立后，加快水利建设步伐。
从正统四年(1439 年)起，宁夏巡抚都御史金濂对老灌区进行挖潜改造，先后对久塞的七星渠、汉伯渠、唐徕渠、汉延渠、秦渠、蜘蛛渠、石空渠等 13 条渠道进行疏浚修治。与此同时，卫宁灌区开发进展顺利。新修了羚羊角渠、贴渠、柳青渠、胜水渠、夹河渠、通济渠 6 条渠道，卫宁平原灌溉面积超过 21 万亩。
明隆庆五年 (1571 年 )，汪文辉任宁夏佥事，决定将汉延、唐徕二渠木制进水闸改建石闸，这项工程历时六年，直到 1573 年在继任解学礼、周有光任上全部完工。从此，汉唐二坝安如磐石。天启壬戍二年(1622年)，张九德任按察副使饬河东兵备，创建丁坝与顺坝相结合的治理黄河办法，修建灵州河堤、秦渠长堤、秦渠芦洞等一系列水利工程。明朝弘治时期(公元 1500 年)，宁夏平原灌溉面积达到 133.5 万亩。
明末清初，由于长期战乱，水利失修破坏严重，“各渠率多壅塞，民田强半荒芜”，“开荒田，兴水利”成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首要任务 , 推行“地丁合一”制度，将“开渠辟垦”为“务农之本”，奖励开垦，大兴水利。从宁夏知府张金城的“河渠为宁夏生民命脉”，到侍郎通智的“万民衣食之源在于水利”，充分认识到水利灌溉对宁夏农业生产、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宁夏平原旧渠改造声势浩大，新渠开发规模空前，引黄灌区设施和管理进一步完善，治水技术进一步成熟。康熙在亲征葛尔丹时途经宁夏时“亲巡农野，视渠流灌溉”，要求宁夏地方政府把水利作为为政之要，“兴水利以尽地利”，还在圣训中肯定了宁夏的灌溉事业，“边防千余里，土壤贫穷，只有宁夏灌溉发达，这是我巡幸中最高兴的事”，充分肯定了宁夏的引黄灌溉成就。
清代，宁夏设水利都司，兴建水利的原则是官督、民办、公助，渠道的维修、管理和使用相结合，形成干、支、斗、农渠配套的较为健全的灌溉体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王全臣在“距旧贺兰渠口之上三里许，直迎水势，另开一口，至马家庄地方引入旧渠，而扩之使宽”，修成大清渠，“口宽八尺，深五尺，渠身长七十五里二分”，“东西共建陡口一百六十七道，灌溉陈俊、蒋鼎、汉坝等九堡田地，共一千二百二十三顷有余”。
雍正二年(1724 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奉旨巡视宁夏水利，将“中路厅改为宁夏水利同知”专管“筑浚河渠”，雍正四年，命侍郎通智、宁夏道单畴书创修惠农渠，以浇灌银北河滩地，“开大渠三百里、口宽十三丈，至尾收为四五丈，底深丈一二至五六尺不等”，引水北流，至西河尾，并归黄河。
雍正四年(1726 年)，通智等奉旨肇开昌润渠，循黄河支流六羊河故道，顺势利导，“河流之淤塞者，浚之使通”，使惠农渠“以东遂无不灌溉之田矣”。“康乾”盛世，清政府投入巨资对老灌区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和改造，对新灌区进行开发。持续不断的疏浚整治，各大干渠的维护质量和引水能力达到了新的水平。
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宁夏府》记载，当时直接由黄河开口引水的大小干渠有 23 条。宁夏银川平原维修旧渠有唐徕渠、汉延渠等 6条，新修了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 3 条渠道，银川平原 7 大干渠全部建成。卫宁平原维修旧渠有美利渠、七星渠等 11 条，新修 5 条渠道为新北渠、新渠、顺水渠、常永渠、羚羊峡渠，灌溉主干渠达到 16 条，宁夏引黄灌区灌溉面积接近 220 万亩，农耕经济空前发展，“水利之盛，未有如斯者也”，“富庶甲于秦陇”。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宁夏府知府赵维熙修建天水渠，由灵武秦渠清水沟洞接引金积、汉渠的退水，渠道沿灵武县属之新接堡以达河忠堡，共长三十余里，溉田数千亩。
清代渠道维修养护实行“官督民办”，岁修所需民夫和柴草等物料，均按亩分摊于受水农户名下。规定每田 1 分，出夫 1 名，出柴 48 束，沙桩 15 根。乾隆十七年，甘肃巡抚杨应踞制“定春浚规条十二则，堪与法守”。将春浚应行之事总结成条文，命令受水农户及各渠道管水官员如法实施，水利维修更趋制度化规范化。此外，自雍正九年(1731年)，通智在大修唐徕渠时，创立准底石 12 块，上刻“准底”两字，埋于各渠段渠底，每年春浚，以见底石为准。
清末至解放前，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宁夏灌区基本上处于维持状态。民国十七年(1928年)新设宁夏水利总局，第二年全省水利工作归建设厅统一管理。在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主政宁夏时期重视水利建设。编撰了宁夏治水方面的学术性专著《宁夏省水利专刊》。并开挖了湛恩渠、云亭渠，实测了灌区面积，完善了灌区管理机制等。解放前夕，共有大小干渠39 条，引黄灌溉面积 192 万亩。
纵观宁夏平原的水利建设，虽有朝代更替、盛进衰退，但从未停止过向前迈进的步伐，宁夏引黄灌区遂与都江堰灌区、安徽淠史杭灌区、内蒙古河套灌区并称为中国四大古灌区。历代开凿的秦渠、汉渠、汉延渠、唐徕渠等引黄古渠至今仍在汩汩流淌、惠泽至今，使“塞上江南”的美誉传享千载。可以说宁夏 2200 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流淌的水利开发建设史，引黄灌区的创立和发展，为我国稳定西北、巩固边疆、推进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水工技术先进精湛
在宁夏历代的治水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用水、管水经验。西汉时期，铁制工具在边疆地区已广泛应用推广，加快了宁夏平原开渠进程。汉武帝时北击匈奴，稳定边防，各地大兴水利，北地郡等引黄垦区“激河浚渠为屯田”，宁夏银川平原的河东、河西灌区已见雏形。“激河”工程即以船载石在河中间落石下沉，形成潜坝，以抬高渠口水位，增大入渠流量。所谓“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浚渠”即开挖疏浚渠道，引河水达之。“激河浚渠”之法始于汉代，沿用至今，为无坝引水、扩大灌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北魏时期(444 年)，薄骨律镇镇将刁雍上《修渠表》曰：“今求从小河东南岸斜断到西北岸，计长二百七十步，广十步，高二丈，绝断小河”，在黄河西河上实施了筑坝引水的壮举，开创了宁夏有坝引水的先河。
西夏时期，勤劳质朴的劳动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熟练运用“卷埽”之法堵截决口或护岸，河工技术精湛，经验丰富。公元 1344 年 5月，黄河在今山东曹县白茅堤决口，6 月又北决金堤，“方数三千里，民被其害”。至正十一年(1351 年)，贾鲁奉元顺帝之命，发全国 13 路百姓 15 万人、军队 2 万人堵塞白茅堤决口未果，最终是从宁夏征调而来的西夏水工，以麻绳和稻草为原料的“卷埽法”河工技术，治服了泛滥长达 7 年之久的黄河决口，此举受到元顺帝的恩赏。埽工技术影响深远，乃至现在，一直在水利建设中被广泛运用。
元代，郭守敬考察宁夏河渠后提出“因旧谋新”的办法，在古渠故道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疏浚，增开新渠，并建立了控制流量的滚水坝和节制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修复并改进了数万顷农田的灌溉系统。经过持续屯田开发，又恢复了“塞上江南”的繁荣景象。郭守敬设计的木闸堰、滚水坝，使枯水时渠口进水得到保证，洪水时可防渠道漫溢，实现了人类由储水到控水的转变，这是人工灌溉史上的进步。
公元 1622 年，灵州黄河大堤决口，严重威胁灵州城的安全。张九德创建丁坝与顺坝相结合的治理黄河洪水的办法，修建灵州河堤、秦渠长堤、秦渠芦洞等一系列水利工程，保障了灵州安全。明代已在正闸石墩及明显桥柱处刻画分数，标测水位，调控流量。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创立了飞马报汛制度，即在青铜峡峡口处建立水志桩，上有十个刻度，每刻度一尺。当黄河汛期水位涨至志桩刻度时，立即将水情飞马报知总督衙门，为下游防汛抢险争取时间 , 此后，这一制度一直实行到清末。
明清时期，在灌溉管理中采用“封俵”轮灌制度，即田间灌水时将上中段的斗口一律封堵不许放水，待水到渠稍后，下段全面即将灌完时，中上段开始“俵”水，达到均衡受益。这些水工技术及经验领先于其时代，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水利文化辉煌灿烂
宁夏引黄古灌区开发建设的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璀璨的水利文化。涌现出了彪炳史册的众多治水人物，秦代的蒙恬开疆拓土、引黄垦荒，为宁夏开发建设第一人。西汉的汉武帝移民开发、凿渠屯田，使大量“地固泽卤”之地变成良田，标志着宁夏地区已由游牧经济转变为以灌溉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农牧经济，逐步发展成为黄河上游最大的灌区之一。
还有东汉的虞诩、郭璜，北魏的刁雍，唐代的李听、郭子仪，元代的郭守敬、张文谦、董文用，明代的汪文辉、张九德，清代的王全臣、通智、钮廷彩，民国的李翰源等治水不朽业绩为世代称颂。历代文人墨客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有唐代韦蟾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明代朱栴的《汉渠春涨》、清代康熙的《横城堡渡黄河》等水利诗文300 余首，还有明代孙汝汇的《汉唐二坝记》、清代通智的《修唐徕渠碑记》、清代钮廷彩的《大清渠碑记》等水利碑记 100 余篇。现遗存的汉代陶漏斗、唐代镇河铁牛、明代汉渠碑首、清代钮公生祠碑等水利文物，见证了宁夏引黄灌区悠久历史文化的繁荣发展。
五、引黄古渠千秋流韵
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宁夏平原在秦代已有蒙恬开疆、军民屯垦，汉代已有秦渠、汉渠、汉延渠、唐徕渠等古渠的雏形。南北朝有古渠、艾山渠。唐代有光禄渠、七级渠、特进渠、汉渠、薄骨律渠等 5 条干渠。宋夏时期有汉延渠、唐徕渠、昊王渠等 12 条干渠。元代有秦家渠、蜘蛛渠等 12 条干渠。明代有铁渠、石空渠、胜水渠等 18 条干渠。清代有大清渠、惠农渠、昌润渠、天水渠等 24 渠。民国有美利渠、泰宁渠、利民渠等 39 条干渠，随着历史的演变，现存的秦渠、汉渠、东干渠、汉延渠、唐徕渠、西干渠、惠农渠、大清渠、泰民渠、美利渠、七星渠、羚羊角渠、羚羊寿渠、跃进渠等古渠大都经历了由短到长、由小到大的演进过程。
有的冲毁淤废、有的重修合并后更换了名称、有的至今仍在使用。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引黄灌区灌溉面积 192 万亩。如今，宁夏引黄灌区内干渠 25 条、总长 2454 公里(历史超过 100 年的渠道有 14 条、总长 1292 公里)，引水能力合计 750m 3 /s，各类控制工程 9265 座，灌溉面积达 828 万亩。以占全区三分之一的耕地面积生产了占全区五分之四的粮食，受益人口近 530 万人，为宁夏的农业生产、生态改善、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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