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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晚上10点多，西夏区贺兰山西路学院社区的13名工作人员慌了神儿，他们的社区党委书记陈秀琴“失联”了。
“新一轮核酸检测马上就开始了，离家近的晚上抽空回家换洗下，10点前必须回来。”当天下午6点多，陈秀琴对同事们说道。
晚上9点半，忙完新一轮核酸检测点位部署的陈秀琴也回家了。 她走了没多久，同事因为防疫事务联系她，电话没人接。再打，关机。
“陈姐家离咱们社区不到1公里，骑电动车早该回去了啊。”
“这个时候陈姐不会关机吧，就算没电了，也该充上了啊。”
“陈姐走之前不是让她老公给她把衣服收拾好吗，都过10点了，咋还没回来。”
“我给她妹妹打电话了，也没人接。”
“我想着，陈姐是不是给别的社区帮忙去了，侧面问了几个社区书记，也没见啊。”
着了慌的学院社区工作人员甚至把电话打给了街道包抓领导，然而，依然一筹莫展。晚上10点50分左右，他们终于接到了陈秀琴的电话，告诉他们回家路上自己摔了跤，如果自己回不去了，社区的防疫工作要听从街道包抓领导安排。
陈秀琴离开办公室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晚9点半，从办公室出来后，陈秀琴为了节省时间特意骑了电动车。按照她的盘算，到家不进门，让老公从阳台把收拾好的衣物扔下来，再跟老公、女儿隔空聊几句话，最晚半个小时回到社区。在此之前，她和同事都已经一周未归家，一方面是社区人手少，以防被封控在家，另一方面是每天接触的人多，避免把风险带给家人。陈秀琴向来要求工作人员怎么做，自己先走在前头，所以她必须在10点前回到单位。
然而，出门七八分钟，她骑车过马路，明明看过没有车，却在骑到马路中间时听到了车响，接着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她打了一个冷战，惊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还躺在马路中间，电动车倒在一边。眼泪不自觉地留了下来，说不清是什么情绪，只想哭。哭了一会儿，她想给家人打个电话，结果拿出手机，手机屏幕碎了大半，打不出电话。她告诉自己应该起来看看是否还能走动。站起来了，左侧有点麻，她略感庆幸，扶起再也不敢骑的电动车，在清冷无人的路人慢慢推着车往家走。
推开家门的那一刻，眼泪再次在眼眶里打转儿。“人家是去做核酸了，你咋像去土里打滚了?”觉察出妻子的不对劲儿，陈秀琴的老公打趣道。陈秀琴说着说着又哭了。“我去检查伤势，老公赶紧把我的电话卡装到他手机上，他知道我的手机不能关。”陈秀琴说，发现自己只是腿部有淤青，心想并无大碍，洗了个澡就又让老公把她送回了单位。
晚上11点55分，当陈秀琴出现在社区时，工作人员总算松了口气。大家一起“研究”着陈秀琴当晚的经历，一致认为她是因为劳累出现了幻觉。再经过推算，她大概一个人在马路上趟了半个小时左右。大家说说笑笑地掩饰着“劫后余生”的后怕，却度过了防疫以来难得的轻松时刻。陈秀琴忙碌到快凌晨2点时，被同事强制性地收走了手机，“特许”她早点休息。据了解，自疫情防控以来，陈秀琴和同事每天最长的休息时间是5个小时，有次为了登记封控楼栋居民信息，大家整夜都没有合眼。
第二天，走路一瘸一拐的陈秀琴又受到了同事的“特殊照顾”，然而，那一天她还是步行了2万多步。“防疫工作多，看着同事们那么辛苦，我真是闲不下来。”陈秀琴说。
事实上，这不是陈秀琴第一次累倒在工作岗位上。2020年2月份，也是在防疫一线，陈秀琴突然晕倒，医生诊断她患有高血压、肾结石，称是长期疲劳、压力大所致。对于0.9毫米的肾结石，给出两个方案，要么做手术，要么回家锻炼。心里惦记防疫工作，陈秀琴选择了回到社区。当时疼痛难忍，从床上坐起来都艰难，于是她在社区支了张床，躺着安排社区工作。
有伤，不退。起不来，也不退。这种“苛刻”，陈秀琴只对自己。排查外地返银人员、服务封控人员、核酸检测……防疫工作多而杂，社区人手吃紧，任何一个人离开都意味着担子又重了一份。然而，当她得知同事贾国红丈夫不在家，孩子发高烧时，她主动给贾国红放了假。
“等疫情结束了，我想好好睡个觉。”采访结束时，陈秀琴淡淡地说道。 记者 李阳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