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毕敬士拍摄的银川北门。 1937年6月，哈里森·福尔曼拍摄。
“1月16日——我们早早出发，因必须赶在黄昏时城门关闭之前抵达宁夏(今银川，下同。作者注)。随着我们不断前行，西侧的山体越来越高耸，越来越挺拔，山峰之上可见积雪。我们的道路左侧大约三四英里之外便是黄河右岸(西方人习惯以左右岸描述河流走向，面向河流下游，右侧既右岸。作者注)，土地自黄河岸边向西侧的山体倾斜而延伸。
我们在立岗堡停歇半小时，喝茶并品尝了此间的馍馍，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继续前行。然而，依旧不够快，因为我们抵达宁夏已是夜间。当我们的大车在城楼前停下之时，城门已关，我们不得不敲打大门并高声呼喊，直到惊动看守。向导对他们解释说我是一名执行特殊任务的外国使节，于是他们赶到镇台衙门去拿城门钥匙，为我们打开城门并提着灯笼将我送到了大街上一家不错的客栈。”(本文作者译)
这是1892年，本栏目《宁夏地毯》一文曾介绍过的美国探险家柔克义于银川北门的往事。柔克义的确曾为外交人员且此行之后亦为驻华外交官，但他此次西北之行，却是因为继承了亲属遗产而辞职探险，不知当年宁夏官府可曾细查他的外交人员身份。
探险时代由北门而进入银川的西方人不胜枚举，但夜叩城门惟此一例。概因时值清末、兵荒马乱，若非柔克义声称是具备特殊任务的外交人员，绝难打开城门。大概也由于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叫开城门，再加上当时天色已黑，所以惶恐中的柔克义未如其他探险者一般对银川北门多加描述。而1844年亦由北门进入银川的法国人古伯察，则记述“高大的城池，无数的塔亭，古老的青苔和藤曼几乎覆盖全部的城墙，给人一种宏伟而壮丽的印象”。如此描绘，或许掺杂了法国人的浪漫情结以及千里迢迢穿越戈壁后所遇见的第一座城市的欣喜与憧憬，显然具有艺术渲染的成分。
这是1936年6月美国人毕敬士所拍影像，客观而全面地体现了昔日银川北门情景。鉴于1936年6月10日毕敬士参观北塔及6月13日离开银川由北门而出时皆为清晨，通过光影关系只能确定影像为清晨所拍，具体日期无法推定。
银川城池，历史上曾因战乱与地震而数度修葺。据《朔方道志》记载：“民国六年(1917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捐款自修北门，后又与道尹陈必淮捐款集资，令宁夏知县余鼎铭监修南门城楼、四鼓楼和财神楼……”
那么，1936年毕敬士所拍的银川北门，则应是马福祥重建后的银川北门景象。这幅影像还体现了北门有别于银川其他城门的构造特征，从而为我们辨别下一幅银川城门景象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本栏目《银川的城墙》一文曾经介绍过，数度采访红军并留下大量珍贵影像的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37年6月访问了银川。鉴于其此行所拍影像大多并无拍摄地点标注，虽依序号及放大之后所见城门上张贴的告示文字而判断这幅影像为银川城门，但究竟是哪座城门仍需推敲。
根据银川筑城制式，银川清和门(东门)、振武门(小北门，未开放)以及光华门(小南门)的城门与瓮城城门皆非直线排列，与影像所体现的形式不同，因此皆可排除。只有德胜门(北门)、镇远门(西门)与南薰门(南门)的城门与瓮城城门是直线排列的(如毕敬士影像可见)，而哈里森·福尔曼所拍摄的城门与瓮城城门结构亦如此。然后，通过瓮城门洞所见城门的建筑形式可以排除南门(南门二楼挑檐为单层，影像之中为双层);再通过光影关系可以排除西门(阳光不会由正北方入射)，则推定，这幅影像所体现的，正是1937年的银川北门景象。
而对这幅影像，更为感怀的则是城门匾额上书：河山带砺。
河山带砺，原意是河如带，泰山若砺，即国泰民安、永不改变。此愿景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之中用于城门匾额并非罕见，而悬于银川城门，则不仅是愿景与寓意的美好，更是当地山川地理与悠长历史的完美切合：河为波澜壮阔的黄河，山是巍然屹立的贺兰山。河山之间，则是历史悠久而底蕴丰厚的银川城。世居于此的人们，以河山带砺之精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更有如今的建设者砥砺奋进、奋发图强，而使得银川城呈现出今朝之繁华与壮丽的景象。于今回顾曾经沧桑的历史，更为感怀，亦当珍视。郑文著/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