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洞沟遗址。 1963年裴文中(左2)、张森水(左1)等人在水洞沟遗址。
图片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
开栏语
自1923年水洞沟遗址首次发掘至今，宁夏考古已走过百年历程。自本辑开始，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将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持续推出“宁夏考古百年”专栏，挖掘和展现几代宁夏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所取得的重大考古发现，展示宁夏地区的文明起源和历史发展脉络，也展示中华文明的恢宏灿烂。
夏日时节的水洞沟，湖水粼粼，草木苍翠。前不久，“国际博物馆日·长城保护宣传日暨水洞沟遗址发现·宁夏考古百年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宁夏将通过一系列活动，向人们展示宁夏考古历程中的重大发现，让人们了解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明瑰宝……本辑“宁夏考古百年”就让我们走进水洞沟，沿着远古先民的足迹，寻找昔日的灿烂文化。
历经六次发掘
水洞沟遗址位于银川市东南28公里处。夏日，沿着遗址内的一条冲沟前行，身边芦苇摇曳，清风徐徐拂面，俨然一幅温润图景。1920年，在水洞沟东5公里的一处冲沟里，一个披毛犀头骨和一件石英石器的发现，揭开了这片土地上隐藏的故事。
时隔3年后的1923年，水洞沟遗址首次发掘，为期12天的发掘里，共获得石制品300公斤以上，另外有野驴、羚羊、牛、鬣狗、犀牛、马等动物化石以及较多的鸵鸟蛋碎片。
1960年，中苏古生物考察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再一次的发掘工作，出土了约2000件石制品。196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李炎贤、张森水、林圣龙、李有恒等在裴文中先生的率领下对水洞沟遗址进行第三次系统发掘，宁夏博物馆的钟侃、董居安、李俊德、王振海也参加了本次发掘。这次发掘收获颇丰，除发现大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外，第一次明确了水洞沟遗址不是单一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包含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代的内涵。
1980年，宁夏博物馆和原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组成联合发掘队，再次对水洞沟第一地点(F1)进行了为期38天的系统发掘。这次发掘，从地质、古环境、石器文化、年代测定等方面进一步支持了水洞沟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的性质，并首次明确了在其上层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还可以进一步分为相对早、晚的两个阶段。
2003年、2014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第五次和第六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多个地点发掘出多个不同文化层位，为寻找水洞沟文化体系的分布范围和来龙去脉提供了新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水洞沟遗址的文化内涵。
考古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记者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了解到，水洞沟遗址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文化内涵极为丰富，每次发掘都有新的收获。近几十年来仅我国考古工作者就在这里发现石器和古动物化石3万多件。这些遗存的发掘不仅证实了我国拥有丰厚悠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同时也为我国旧石器考古和古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实物资料。
水洞沟遗址的发掘对中华民族有着历史性的重大意义。第一次发掘出土的300多公斤旧石器有力地反驳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也拉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帷幕，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开始的标志。
水洞沟遗址在我国考古研究中具有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石叶技术和勒瓦娄哇技术，在对水洞沟遗址进行的六次大规模的发掘中，出土的旧石器、装饰品、动物化石、植物遗存和古人类用火遗迹等，为研究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中国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演变，地质地貌的变迁等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实物资料。
水洞沟遗址的另一方面重要价值，还在于出土的旧石器在制作方法上所表现出来的同时存在中、西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证明了自远古时代起中、西方文化就已经开始相互碰撞、交流，并在这里迸发出了夺目的火花。这一点是水洞沟遗址与我国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最重要的差别。水洞沟遗址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对研究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人群交流等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旧石器考古界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记者 刘旭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