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10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战场调查》，由三联书店出版。
我从1986年开始撰写发表侵华日军对我国兵要地志调查的研究文章。1987年2月，宁夏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俊贤，曾写信推荐我去部队工作。我认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够多，未形成系列，因此这封信我一直收藏未敢呈送首长。
今天，我这部30余万字，200多幅珍稀地图，写了35年的著述面世，当我觉得够条件向老革命、老将军呈送这封推荐信的时候，他们已驾鹤西去，我也两鬓飞霜。
自1986年3月，我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刊《军事史林》杂志发表《近百年来日本对我国兵要地志的研究》文章开始，至今已有35个年头，我将一篇文章扩展成了一本书。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地方干部家庭，自幼爱好军事。我的军事知识是从体育馆的少年射击班开始的。我琢磨，枪打准了，接下来便是怎样用好这支枪，于是由利用地形、地物的单兵战术，逐步向班、排、连的攻防战术探索。我曾把整本《军事地形学》主要内容连文带图工整地抄录、描绘下来，这本笔记至今留存。20年后，我报考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本科函授时，这本笔记被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韩龙文少将看到。惊讶于我的认真执着，韩龙文特准我入学。就这样，我这个没当过兵的人，竟上了陆军参谋学院、装甲兵指挥学院、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国防大学四所军事院校。我的学历与我后来的预备役中校、上校、大校军衔相符。
17岁时，我找到一本1950年由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翻印的《陆军兵要调查法》的小册子，此书影响了我一生，使我从军事地形学的学习跃升到兵要地理(军事地理)的探索中，并由此认识到应具备相应的合成军作战理论知识。这方面启蒙书，即是刘伯承元帅译校的《合同战术》，以及我阅读、抄写、寻找到的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的院刊《军学通讯》。2008年我到国防大学学习时，把当年抄录的学院青年教员张海麟将军研究文章的笔记带到国防大学，找到了已年近80岁的张海麟将军。张海麟感慨，没想到我会全文抄录他40多年前的文章，而且保存至今并带来见他。
当年我下乡插队，带了一木箱军事书。在宁夏海原县山区下乡插队的经历，使我从实地得知居民地、山地、丘陵，以及西北特有的地形“塬”和“峁”的形态，及其在地形图上的形态，同时结合天水步兵学校旧的《战术教材》，使自己力求具备步兵连连长的战术知识。在宁夏海原县南华山上放驴，我站在山垭口观察地形，开始加强步兵连山地防御的“战术想定”：堑壕的经始、排的支撑点、交通壕的连接，连观察所，障碍物设置，连属火器配置，预备队……以及如何按规定的标号调制防御要图等。
我把艰苦的下乡插队经历，当作自己的“步兵学校”。我将自己当时所掌握的军事技术知识教给村里的民兵，如投弹、刺杀、擒敌拳、超越障碍等。山里的放羊娃被我训练得可以将鞭杆向背后一插，纵身上墙，用漂亮的“臂撑式”翻身而过。
当然，嘲笑、奚落也是少不了的，这于我恰是一种动力。每当此时我便会想起《三国志》中少年时的邓艾，“但见高山大泽，辄窥度指划，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积粮，何处可以埋伏。人皆笑之。唯司马懿奇其才，遂令参赞军机”。从军是我毕生的愿望。我也多次报名参军，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
记得参加工作后当建筑工人，我报名参军，目测便被刷下。我下班回家连夜奋战，将苏联邱索夫著的《地形图测图教材》中所附的二点五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三幅俄文地形图，就其地形对部队作战行动，特别是对陆地、空中的隐蔽、坦克渡河偏流计算等攻防追退、兵防战守等特点进行分析并写出报告，同时还按规定的军队标号绘制了一份“侦察想定”要图。数年之后，我读《赫鲁晓夫回忆录》才知道，当年我的“地形分析报告”中的图，根据图廓坐标量读竟是波兰的“但泽”附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那里打响的。
参军入伍一直是我的梦想，虽然没有穿上军装，多少年来帽徽、领章却一直戴在我的心上。数十年来，我人在地方，心系军旅，从未“转业”。我一直认为我国是义务兵制，当兵是尽义务，不当兵仍可以尽义务。如今，《侵华日军兵要地志揭秘——100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战场调查》这部书的出版，与我这个“抗大”(国防大学前身)后来学子冥冥之中似是一种必然。
沈克尼/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