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9月14日《大公报》所刊宁夏遇钟亭。 1942年顾廷鹏拍摄的中山公园遇钟亭景象。 这是一幅1936年刊载于《大公报》的照片，为宁夏景象——遇钟亭。并附简短文字介绍：
“遇钟亭。在中山公园内，为唐代古迹，全部用铜造成。”
虽寥寥数语，但所体现的信息却可谓丰富，其阐明四点：
首先，这座数度出现在历史影像中的亭子在当年曾有悠然之名——遇钟亭。既然遇钟，则必然存在一座钟。至于究竟何钟，我们文中分析。第二，确定了遇钟亭的位置，就在彼时中山公园内。第三，此处之“唐代古迹”，应该所指为遇钟亭内的大钟，而非亭子本身。第四，“全部用铜造成”，则亦指大钟。
显然，这座唐代故钟为当年所珍视，不仅专门为其构筑了一间亭子，还作为当地著名景点介绍给外界，足见重视。
那么，此为何钟呢?初见此记述，瞬间便联想到了银川历史上一座著名的、承载着艰苦卓绝的抗战记忆的铜钟——谯橹禁钟。
《银川中山公园志》一书，对这座铜钟有如下记载：
“该钟系明代成化元年正月，由宁夏镇守太监王清等将西夏废寺中的一口残钟加铜改铸而成。在战乱中古钟沉没于宁夏府城南门外水湖中，清代发现涝出，先置府城南大关帝庙，后移置城内小关帝庙。
1937年抗战爆发，宁夏省城尚无空袭预警措施，为发布警报，有关部门决定将中山公园东墙外真武庙内铸铁钟移挂银川钟鼓楼上。悬挂途中绳断钟坠，铁钟摔坏不便再挂。将铁钟存银川中山公园蓬莱岛上方亭内(现中山公园烈士亭)。另行决定将小关帝庙内之明朝铜钟置于银川鼓楼，作发布空袭警报之用。
至于此明代铜钟之后的经历，书中亦有记述——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此铜钟被移至中山公园铁钟处，以木架挂之，将原存之铸铁钟存入西塔寺内前厅。
梳理至此，明代铜钟谯橹禁钟的前世今生大致清晰。若《大公报》文中之铜钟就是此钟，何以认为唐代古迹?大抵西夏废寺内的残钟的确亦不能排除初铸于唐代。
但依然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这明代铜钟，存放于北门小关帝庙(关岳庙)内，至1937年抗战爆发，因原本打算用作空袭警报的铁钟摔坏，才搬迁至鼓楼悬挂。那么，理论上至少铜钟1936年不应当出现在中山公园。然而，1936年大公报中所言中山公园内的铜钟，又当如何解释呢?理论上此间断然不会并存两座初铸于唐代(或西夏)的铜钟。
一问未解，又出一问。这是1942年民国时期记者顾廷鹏于银川中山公园内所拍景象。这幅照片虽未附任何文字标注，但影像本身却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体现：遇钟亭还有一个匾额，上书“金钟木铎“。
金钟木铎，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之典故：
金钟与木铎是同一类型古代乐器，以木为舌者称为木铎，以金为舌者则称金铎，亦为金钟。金钟为武，用以指挥军队。木铎为文，据说西周时期就有政府官员摇动木铎巡行各地以宣达政令。
又因孔子以木铎自况，且一生教书育人，因此木铎则逐渐演化为教师的别称。至如今，北京师范大学便以木铎作为校徽标志，并题书“木铎金声一百年”铭刻校园。
至此，我们虽然对遇钟亭以及“金钟木铎“的典故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但依旧无法解析影像中的大钟究竟是哪座钟。这幅照片拍摄于1942年，意境更像1936年大公报影像所描述的铜钟，然据中山公园志，谯橹禁钟此时应当悬于鼓楼，至1945年才会搬至中山公园。
我曾给宁夏文史馆原副馆长胡迅雷先生讲述对这一时期与铜钟相关的种种疑惑，先生不仅解析了金钟木铎之意，还慰勉道：提出问题，原本就是历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是的，虽这两幅影像所诠释的信息与文史记载存在显而易见的冲突，但我们了解了宁静悠然的遇钟亭，了解了积厚流光的金钟木铎，或许将来会浮现更多的线索，让我们能够沿着远去的钟声去追寻如烟的往事。 郑文著/文 图片由郑文著独家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