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练成将军之子韩兢(右)向作者讲述英国单筒望远镜的故事。 (一)
1990年，我的学长韩兢由宁夏调任珠海工作之际，将他父亲“隐形将军”韩练成中将的一具6×30望远镜送给了我。这具抗战中五十三厂制造的望远镜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起义将领郭汝瑰，听闻后在信中对我说：“欣悉韩兢同志将昔日练成同志使用过的望远镜相赠，宝刀壮士，相得益彰了。”
2019年，我在向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粟戎生中将报告我的新论文《中国军事地形学流源》时，粟将军把一具云南二九八厂建厂八十周年复刻的上述型号纪念版的望远镜赠我。同时，粟将军向我讲述他的父亲粟裕教他怎样看地形。我想，我这个业余研究军事的地方干部，在首长的心目中是个军人!
我拥有与两位名将相关的此型号望远镜，遂产生了诉说抗战中我国自行研制军用望远镜历史的冲动。
(二)
1936年至193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唯一的军用光学仪器厂——第二十二兵工厂，由设立筹备处到建厂，从南京到重庆，再到昆明，经历战火劫难，几经周折，在厂长周自新、总工程师金广路，以及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龚祖同等的共同努力下，于1939年4月22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完成了中国第一具6×30军用望远镜。
云南《二九八厂志》记述：根据周自新的指示，龚祖同曾与威德特教授谈过，威德特教授指出了几处设计上的要点。1937年，金广路到达柏林，在龚祖同的住处，两人一起研究了望远镜的制造技术，特别是测距的分划板制作问题。接着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参照德国同类产品，边计算，边修改，由龚祖同计算，金广路制图，完成了6×30双筒望远镜的初步设计任务。此后，他们又通过在德国莱茨、亨索尔茨，以及瑞士威特厂的学习考察，再次调整了设计，主要零件都尽量采用当时在欧洲比较容易购买到的，如望远镜壳身等，以解决国内制造设备和技术上存在的困难。
1939年1月，6×30双筒望远镜的试制工作在金广路、龚祖同的主持下，金工方面由总工程师金广路负责，光学设计由光学所主任龚祖同负责，光学零件制造由技术员顾柏岩、黄培熙负责，金工零件的制造由技术员陈斌、胡梓贤、温崇束负责，装配工作由装配所主任彭明经、技术员王守中负责。4月22日，二十二厂用自己制造的零件装配出了中国第一具6×30双筒棱镜军用望远镜，放大倍数为6倍，物镜有效孔径为30毫米，视度为8度。目镜可根据使用者的情况进行调节，装有分划板，利用分划板上的垂直分划与水平分划，可测定目标间的夹角，并可概略测量目标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核准投入大批量生产，1939年至1941年期间生产了1866具。这一时期的这款望远镜的镜肩标识左为“双望6×30”，“昆明二十二”。1941年12月，二十二厂与五十一厂合并为五十三厂，这一时期生产的望远镜的镜肩标识改为“军政部五十三工厂造”(或“军政部造”)和“6×30”及测距分划符号。此后还生产过400多具单筒的6×30望远镜，其实是上述双筒望远镜的一半。
6×30双筒望远镜试造成功并交付抗日军队使用，是中国第一代军用光学器材设计制造人员，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经过辗转搬迁、艰辛工作，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作出的一大贡献，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军用光学器材从依靠进口走向自己制造的步履。
(三)
说到望远镜，我还想起一事，学长韩兢多年前还送我一个英国单筒望远镜的附镜(高倍目镜)。这是韩兄之父“隐形将军”韩练成于1945年抗战胜利接收海南岛时，侵华日寇头目伍贺启次郞所呈缴的物品。韩兄将这具单筒英国望远镜和附镜分别赠予了一位王姓朋友和我。
近日，王姓朋友将这具颇有纪念意义的单筒望远镜送还韩兢。我得知后，遂也将手中这枚附镜送还韩兄，此望远镜于三十多年后再次恢复完整。这具望远镜，见证着抗日战争中一段珍贵的历史! 沈克尼/文 图片由作者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