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是学者，曾经是军人、官员;他以研究经济改革见长，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使得居于天涯海角一隅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影响力辐射海内外。今年，中改院迎来建院25周年，他也刚过65岁，脚步却未有停歇，依然走在改革研究的前沿。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社会智库“拓荒者”的中改院院长迟福林。
军营里走出的经济学家
在北大进修期间，迟福林聆听各种讲座，接触各种前沿理论，用独立视角去观察、鉴别各种思想学说，深入思考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按照迟福林自己的说法，北大这两年对他一辈子做人、做事、做学问，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资料照片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开启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而这一年初，不到17岁的迟福林离开家乡，成为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的一名学员。
正是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年轻的侦察兵告别了懵懂的少年时代，以极大的热情潜心苦读马列哲学典籍。彼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延续，许多积蓄已久的社会问题开始显露出来，迟福林也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对国家命运、对社会未来的思考与探索。
很快，他便脱颖而出。1977年，没受过高等教育的迟福林，调入国防大学担任政治部宣传干事、马列基础教研室教员，一年后又进入北京大学进修，开始了北大国政系两年的学习生活。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正涌动着思想解放潮流，北大校园更是充满了自由民主、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迟福林聆听各种讲座，接触各种前沿理论，用独立视角去观察、鉴别各种思想学说，深入思考中国的改革发展问题。按照迟福林自己的说法，北大这两年对他一辈子做人、做事、做学问，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这16年军旅经历是迟福林学术生涯的基础，那从1984年进入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其从事一生的改革研究则真正起航。在这里，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读经济学巨著，活跃的思维和出众的研究水平，得到学界的交口称赞，被推荐为中央党校理论部学术组组长，成为党校的高材生，硕士论文“论社会主义初级民主政治”被《中国社会科学》作为重要文章刊用。
“中央党校王珏教授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关于合作制的一些理论研究，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启示。在成为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者后，杜润生、安志文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内在的理论严肃性和情感的社会性相结合，坚持自己观点的风格，使我受用一生。”迟福林回忆道。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迟福林由于理论功底扎实，工作能力突出，被调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具体工作。在这里工作的一年多，他的研究视野全面打开，突出特点是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这也为他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扎根海南 放眼全国 建言改革
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作为主要创办者之一，迟福林历任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院长，实现了从政府官员到研究学者的人生转变。
命运的罗盘在1987年10月再次被触发。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的原广州市委第一书记许士杰进京着手海南建省筹备工作，想要网罗一批具有改革头脑和开放意识的青年才俊参与到大特区建设中来。海南特区如何“特”?许士杰特地找到了迟福林，并请他主持海南体制改革办公室和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此时，迟福林正密切关注着海南建省办特区的进展，便痛快接受了邀请。“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一个创业的年代、一个充满热情的年代”。1987年12月，迟福林脱掉军装，离开时值寒冬的北京，踏上了远行海南岛的征程，成为第一个到此报到的中央下派干部。
这一干就是近30个年头。立足海南，策划天涯，海南的多项重大战略决策，都与迟福林的研究密切相关。比如，海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案、建设洋浦自由工业港区建议、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等，均被决策层采纳并付诸实践;有些由于种种原因未被采纳，如海南特别关税区方案建议、实行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的建议等，但作为研究，这些成果仍具很强的价值。
近几年，迟福林和他所在的中改院提出“建设海口国家级新区”、“打造多规合一的海南样本”、“泛南海经济合作圈”等诸多建议，引起多方面重视。
在海南，迟福林完成了自身角色转换。1991年11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作为主要创办者之一，迟福林历任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院长，实现了从政府官员到研究学者的人生转变。25年来，在改革研究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他共出版中英文专著四十余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八百余篇，形成研究报告七十余部，2000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2015年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圆圈象征着海南岛。”指着亲手设计的中改院院徽，迟福林说，“三横反映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院宗旨。”在迟福林的主持下，中改院以“直谏中国改革”为己任，紧扣改革主题，坚持问题导向的改革行动研究、服务党和国家改革决策的政策咨询研究、改革理论创新的基础性研究，在中国诸多改革大考中发挥了社会智库重要而积极的作用：1993年，提出“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过渡”的改革建议;1995年，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2003年7月，在应对SARS危机中，首倡“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2004年，建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2009年，承担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研究，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十二五’改革”，这份报告也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起草的参考;2013年6月，提交的“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参阅件;2015年7月，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承担“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这是社会智库首次参与国事评估;2015年，改革研究报告《转型抉择：中国经济转型的趋势与挑战》总论被用作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起草的参阅件。
2015年1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会上当场向迟福林交办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研究课题。加班加点、挑灯夜战、深入调研，在迟福林的带领下，中改院形成《面向2020年的行政权力结构改革(60条建议)》，得到了高度认可和好评。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说，中改院一直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研究重点课题，特别是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市场监管、改革行政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好评。“20多年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情。”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回忆说，一件事情是1998年，中改院提出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项建议，被十五届三中全会采纳，另一件是中改院明确提出了“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这个命题，中改院对于农业、农村的改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改革建言背后是深入、严谨、细致的实地调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曾评价说，中改院的改革研究有着鲜明的务实、扎实特点。正如迟福林所说，“为了能够提出问题、论证问题，就必须要深入调研。我们每年都组织实地调研，比如我们提出的《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议，就是通过对东部、中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调研，了解到老百姓对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需求远远超出基本生存的需求。我们获得了很多案例，了解到公共服务产品将成为老百姓最需要的产品。”
“把自身价值与谏言改革的时代责任结合起来，努力服务改革，奉献改革”，这是迟福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朋友由此给他起了个绰号——“迟改革”。近年来，把握战略性的改革全局，深入研判当前经济形势，迟福林还相继提出“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加快中欧自贸区建设”、“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以经济转型为目标推进结构性改革”等相关建议。
用改革思维打造新型社会智库
在迟福林看来，我国智库发展总体呈现“有量缺质”的状态，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存在明显差距，还难以满足新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提高国家软实力对智库发展的迫切要求。因此，必须用改革思维打造新型社会智库。
近年来，在一些机构举办的中国智库影响力排行中，中改院多次名列社会智库第一。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等领导的支持下，中改院25年始终坚持以改革理念办院，走出了一条社会智库发展的新路子，在中外媒体中获得了广泛关注和一致赞誉，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一系列重量级奖项。
在迟福林看来，智库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敢于直谏，使研究成果具有独到观点、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就要求智库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关键要在研究体制、管理体制上下功夫，要能满足客观性的要求，这样才能够公正地、客观地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近年来，我国智库发展较快，继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库发展总体呈现‘有量缺质’的状态，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存在明显差距，还难以满足新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提高国家软实力对智库发展的迫切要求。因此，必须用改革思维打造新型社会智库。”迟福林如此总结自己20多年的智库建设心得。
中改院成立25年来，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形成了鲜明的“网络型、国际化、独立性”的机构特色。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评价说，“中改院就那么几十个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对我国改革始终如一地执著奉献，出了这么多成果，关键是建立了一个好的管理体制和研究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梦奎说，“中改院的成功，得益于有一个好的机制，便于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共图大业，当然也靠中改院全体同志的团结奋斗”。
中改院实行“小机构、大网络”的运作机制。中改院以百余名高层次专家为核心，凝聚了两千多名专家学者;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以及甘肃、安徽、河北、山东、四川等省的党校、行政学院、社科院等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作为原国家体改委的改革培训基地、原国家经贸委认定的工商管理培训机构，中改院与东北大学合作开展经济社会改革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项目，设立改革研究方向博士后工作站，为改革事业培养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人才。
中改院坚持国际化项目合作与学术交流。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中改院长期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中德双边政府合作项目，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中改院曾为博鳌亚洲论坛唯一的智力支持机构，连续5届为论坛年会提供主题议题设计等智力支持;2007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研究撰写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向外交部提交2014年APEC峰会主题议题研究报告;2014年发起设立中欧改革论坛，率先提出并不断建言加快中欧自贸区建设，引起广泛关注。近年来，中改院又投入到加强服务“一带一路”区域对外开放的战略研究中。
从建院开始，坚持公益导向，企业化运作，不要财政拨款，中改院依靠社会力量办社会智库，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1992年中改院就已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不要财政拨款，由此走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求发展”之路。
独特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中改院独特的文化氛围。恪守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和价值追求，中改院汇聚了一支尽心竭力、直谏改革的知识分子团队。他们对改革的历史责任感、刻苦工作的敬业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是中改院建设中国改革智库的不竭动力。
从踌躇满志的改革研究初试者到具有广泛影响的改革研究专家，一路走来，迟福林靠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睿智的洞察力、踏实求新的研究风格，以及对基层生活的深切体验。多年来，迟福林始终如一地聚焦于“改革”，他享受过成功的喜悦，也承受过压力与困难。一些前瞻性观点，一开始提出并不被人们所接受，也曾引发争议，但他始终坚持客观、专业的学术精神，其独到的研究和判断为实践结果所证明，并逐步被社会广泛接受。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无论遇到怎样的压力和困难、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换，迟福林一直执著于改革，为中国改革出谋划策。
“25年来，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把中改院建设成一流社会智库，建成高水平中国改革智库。完成这件事，一辈子足矣!”迟福林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