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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清肺排毒汤”为代表的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应该力争做到“三要”：一要在守正的前提下创新，做到“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既不能唯古是从、故步自封，又不能以西律中、削足适履;二要以中医理论为主导，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跨界融合为平台从理、法、方、药四个方面开展创新;三要以治未病和中医优势病种为主，让国际医疗保健与我原创中医“接轨”。[2]
六、中医是如何治疗疫病的
传染病暴发，当今大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应首选西医治疗，质疑中医治疗传染病疗效太慢，不能迅速将传染病蔓延之势得以有效控制。中医不仅擅长治疗传染病，而且中医能救命!但总有些人排斥中医，即便中医在治疗中实实在在地取得疗效。历代中医大家都曾有过用中医治疗温病(即疫病，今时称为传染病)的经验,并且将经验都传承了下来。比如，明清时代温病流行，就产生了温病学派，其中有十数位了不起的温病学家，他们用中医防治温病，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以下就近百年来中医治疗传染病的医案，试举数例，以见中医的神奇：
1956丙申年，石家庄爆发了流行乙型脑炎，西医控制不住，疫情越来越重。不得已周恩来请名中医蒲辅周把脉开方。蒲老结合运气学说，根据石家庄久晴无雨(属暑温)的气候情况，清热解毒养阴，以白虎汤，大见奇效，治愈率高达90%以上，疗效远超世界水平，拯救了上万人的生命。
1957丁酉年，北京也开始流行乙型脑炎。西医还是不行，还是求诸中医。还是蒲老出手，从当地的气象和当年的五运六气出发，考虑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属湿温(不同于暑温)。改用白虎加苍术汤、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中药方剂化裁，以芳香化湿和通阳利湿的中医思路进行治疗，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1958年广州流行乙型脑炎，国医大师邓铁涛针对暑热伏湿之证，同样用中药对证施治，疗效亦达90%，大大降低了死亡率，同样挽救了上万人的生命，且完全无后遗症。
2003年非典暴发。北京用的是西医，但死亡率非常高，人心惶惶。而广州在邓铁涛老中医的指导下，用中医来治疗非典，死亡率即降成零。北京最后不得已，使用超大剂量激素才勉强治愈了患者，但患者康复后导致股骨头坏死，后患甚大。
事实本来如此，为何不肯相信中医呢?有人说，因为中医用的是阴阳五行概念，这是玄学;有人说，因为中医是古人的医学，古人的智慧不如今人高明;有人说，因为中医用的都是草根树皮，太低档了，不如现代医药生产的药品高大上……
中医是华夏先祖传承给国人的大智慧，中医最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和血脉，选择中医，选择的不仅是一种医学体系，更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态度。由于受天地五运六气影响，疫病包括流感等各种传染病总会时不时发生，疫苗的研发跟不上天地气机变化的节奏，我们只能选择中医，用中医去预测，去预防，去养生，去康复。(中医董洪涛)
在历经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中华民族战胜过无数次“温疫”的肆虐，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医温病学理论体系与临床治疗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使得中医药战胜“温疫”的能力达到—个全新的高峰。为此，国人应立足于“古为今用”的原则，科学的认知治疗“温疫”的学术思想、诊疗方法、治疫经验等内容，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七、中医药防病抗疫中的优势和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4900余名从全国各地调集而来的中医药人驰援湖北，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13%。张伯礼、黄璐琦、仝小林3位院士及数百名专家奋战武汉一线，中医药援助队伍规模之大、力量之强，中医药参与防控救治程度之深、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4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高度评价此次中医药抗疫贡献为“这次抗击疫情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并凝练了“五个首次”。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张伯礼以72岁高龄，临危受命，奔赴武汉前线，征战“沙场”，为中医药充分深度参与疫情防控立下汗马功劳。[3]
9月17日，在2020南京医药生命健康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仝小林说“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大疫，可以说，中医经受住了这场百年大考”。中医药参与了91.86%确诊病例的救治，连花清瘟胶囊、金花清感颗粒、清肺排毒汤……这些药方不仅是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给出的答案，也是中医药传承的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9/13 首页 上一页 7 8 9 10 11 12 下一页 尾页 |
